重磅炸弹药
其间，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在中国绵延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撼动了反动统治秩序的根基，产生了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但它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实际上不过是一个摆设，它所构想的救国建国方案也只是昙花一现。
正如费孝通先生早洞察到的，跟着铁路、公路、飞机的应用，大一统的局面业已再次形成中，这时需要的应当是怎样因势适情地去加强这集权制度机构。这种线性结构也体现为分层制约的思维，那就是作为枢纽的机关要受到其他机关的制约，表现为两个层次：一是通过分享作为枢纽之机关的部分权能来形成制约，例如，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制定基本法律之外的法律和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修改由其制定的法律的权力。
差序治理的核心有两个方面。因此，正如许崇德教授指出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特点就是统一战线。钱穆则认为，这得益于中国与欧洲相比，自秦开始就有大量既是政治中心又是商业中心的城市，每一城市是四周农村货物的集散中心，城乡互相依偎补足，两者打成一片。大一统国家观对中国宪法的塑造，体现在政治—经济、基本权利—国家权力两对范畴的内容安排中，前者构成大一统的现代政治实质，后者则是这个实质在规范主轴上的展开。从《清帝逊位诏书》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的宣称，到革命党放弃狭隘汉民族主义，保守派提出保国、保种、保教，乃至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取得民族和民主双重革命成功，并通过制宪确认大一统，维护族群疆域完整、重塑中华民族多元而一体的价值体系，保持国家在集权基础上的差序治理和基层自治，以及实现社会经济平等、有序流动始终是社会主义宪法的基本底色。
现行宪法在序言部分以根本任务和国家目标条款设定了大一统现代转型的根本议程。地理是压倒一切的因素。法律系统的分出是以法律功能的特定化为前提。
可见，意义提供了预期的脉络，它调整着从一个预期到另一个预期的转换，还调整着体验与失望如何进入预期脉络，以及调整着以新的预期替代旧的预期，等等。不过，如果从法律的外部视角，那么，法律就不是自主的，法律是依赖于其社会环境。最后，在法理论上，真正问题在于数字法是否能够履行法律的功能？面对数字科技的影响，法律系统还能自主运作？如果法律系统能够自主运作，那么，数字法就能够履行其法律的功能。现代立法往往是利益博弈与理性妥协的结果。
三是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的差异。民意只能激扰法律沟通，它本身无法直接参与司法运作。
譬如，宪法体现了最高的政治主权要求，合同法反映了经济交易的需求，婚姻法反映了家庭亲密关系和利益，环境法则反映保护自然的必要性，等等。为了展开法律二元符码所带来的悖论，法律系统的沟通运作就必须为二元符码的分派提供条件纲要，即为法与不法的决定提供条件化的规则。因为法律沟通并不是直接对规范投射的冲突进行调解，而是使这些规范投射从属于进一步的区分，如合法或不法，从而使法律沟通能够不断衔接下去。因为在矛盾或冲突的双方之间，要么双方协商来处理矛盾，要么通过第三方来解决冲突。
可见，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之争的核心问题在于：司法裁判的论证是开放的，抑或是封闭的？对此，尽管这场争论尚未结束，中国法学却已经出现各种折中立场，提出法教义学的社科化，或者社科法学的教义化，以期在法律的封闭性与开放性之间寻求平衡。因为相对于变动的民意，真正的司法公信力是来自司法自身决定的一致性、合理性和公正性。无论社会出现何种越轨或者违法的行为和思想，法律规范都不会被认为是无效的。不过，法律移植的本土化命题却可能遮蔽了这场争论所触及的深层问题。
第五，普遍与特殊的矛盾。可见，法律规则（制度）及其运作是否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是这场争论蕴含的更深层次问题。
这三个维度结合一起才能实现法律功能的特定化，进而实现法律系统的分出，使法律系统成为一个自主运作的功能系统。因此，现代法治是以法的自主性为前提。
在抽象的法律规则与具体的社会脉络之间，往往充满了不确定性。这种条件化的规则主要表现如果/那么的表达图式。这三个理论流派分别在规则层面、司法层面和论证层面触及法的自主性问题，譬如，哈特是以规则的确定性来捍卫法治，霍姆斯是以司法的自主性来捍卫法治，德沃金则是以论证的整全性来捍卫法治。意义的同一化不是意味着将单个预期串联起来，相反，它是作为持续存在的并可以对个别预期产生影响的一般性规则。对此，中国法学尚未能够真正从法律系统的分出及其自主性角度来理解和处理这个张力问题。除非他能够成功挑战制度并使之瓦解，否则，他将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和风险。
第二种是基于实质正义的论证，强调司法裁判依循社会事实、社会利益和社会后果。法律系统具有自身的运作结构，并使法律规范的形成与外部环境之社会运作分离开来。
程序化则要求法官和当事人等必须按照司法程序权限来参与法庭运作。这种区分或者法律系统在事物上的分出是以立法与司法的分化为前提。
这意味着司法面向具体个案纠纷。这种现代正义观是以个人的自由和平等为预设，并与法律紧密联系在一起，如通过宪法将个人的自由和平等确立为基本法律原则，通过法治来保障个人自由平等之权利。
法律对时间差异的漠视是以法律系统建立自身内在时间为前提。社科法学关注法律实践的事实维度，如行为和社会结构。此外，系统论法学认为法理论是法律系统与科学系统结构耦合的形式，这个结构耦合的形式使法律系统的规范视角与科学系统的事实视角得以结合起来。可见，古代的正义观既有互惠性，也有等级性。
前者形成的预期是认知性预期，后者形成的预期是规范性预期。这些引发舆论的公案凸显了司法与民意之间的矛盾和张力。
为了实现法律的功能，二阶观察模式使法律系统的沟通运作受到法与不法的二元符码所引导，即对事物的合法与非法之状态进行区分。法律系统的同一性意味着法律规范具有统一的界限和脉络，因此，从事物维度来看，法的自主性具体表现为法律规则和制度的统一性。
司法裁判直接影响着社会公众对法律规则的认同和接受。法律统一性悖论的暴露会导致法律系统运作的停摆，因为悖论使法律系统的沟通运作无法衔接下去。
社科法学要求司法裁判的论证要考虑社会后果，强调具体社会情境对裁判的影响。不过，这些争论却一再遮蔽法的自主性问题，以致中国法学犹如俄狄浦斯遭遇斯芬克司之谜那样，一方面似乎解开了谜题，实现了自我认识，另一方面却被谜面遮蔽，没有真正认识自我。这项功能就是稳定社会的规范性预期，即法律实现人们行为规范性预期一致性的一般化。外部视角则认为法律不是自主的。
第三，规则与制度的矛盾。质言之，当下法律运作的时间化就构成了一个闭环。
这意味着构筑司法公信力必须以法的自主性为预设。二是事实研究与规范研究的差异。
这些争论不仅凸显了中国法治建设进程的内在矛盾，而且也在不同层面触及到法的自主性问题。法律移植是以立法方式来建构法律体系，进而对社会秩序进行塑造。
